第一千二百四十四章 一人千面，难辨忠奸（1/2）

朱翊钧站在院中，看着秋风萧瑟愣愣的出神，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，他以为送行多了，慢慢就会习惯，但他错了，他没有习惯。

每一次忠臣的离去，哪怕是善终喜丧，依旧让皇帝心如刀绞，因为这些有资格埋入金山陵园的大臣，都是最忠诚的战友袍泽，忠于大明，而非单纯忠于皇帝的袍泽。

哪怕是张学颜整天在杂报上骂人，只要人还在，就会多几分安心。

同志同行方同乐。

“陛下，礼部呈送了谥号。”李佑恭拿着一封封好的奏疏，呈送到陛

“那就忠敏吧。”朱翊钧看过之后，认可了礼部给的谥号。

忠是仅次于文的谥号，成化二年，明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平反的时候，给的谥号是忠闵，万历十七年，浙抚傅孟春请修于谦祠，言：于谦有鞠躬报国之节，有定倾保大之勋，改谥号为忠肃。

张学颜的忠敏是仅次于文的上谥，事君尽节曰忠，推贤尽诚曰忠；应事有功曰敏；明达不滞曰敏；朱翊钧离开了张府，车驾辘辘地走了，院子里再次安静了下来。

大明皇帝回到了皇宫，又让李佑恭拿着圣旨去了张府宣旨，赠官太子太保、恩荫子孙国子监生、官葬，极尽哀荣。

等忙完了这些，朱翊钧才仔细看起了张学颜的绝笔书，张学颜从去年病重后，对于死亡并没有什么畏惧，而是一直在思考万历维新之得失。

用人生最后的时间，用最后一次皇帝绝不会计较的僭越契机，谈一些他之前作为臣子不能谈论的问题。太祖高皇帝废宰相，直接指挥六部百官，事事过问，事必躬亲，形成了一元专政，权力高度集中于皇权，哪怕是经历了靖难，大明的政治框架，都是围绕一元专政制定的。

可以说大明的一切制度，都是围绕着一元专政去设计，这是一切的根本。

而孝宗皇帝在弘治年间的大范围放权，直接一刀砍在了大明政治的根本之上。

在放权之前，一项政策出现了问题，那么做出决策的皇帝，就要承担全部的责任，并且想办法做出补救，比如大明土木堡兵败后，朱祁钰继位，瓦剌太师死于内讧，脑袋被送到了大同府领赏，这就是补救。而放权之后，一项政策出现了问题，没有了直接责任人。

比如开中盐法败坏，无人为此负责，皇帝说是内阁建议的，内阁说是司礼监批红的，司礼监说是子都装进自己的口袋里，奸臣自己跳出来了，就是内阁。

这种分权的第二个恶劣后果，就是内外分治，这必然会导致党争，嘉靖初年是皇帝和大臣们斗，嘉靖后期是严党和徐党，后来是楚党、晋党。

分权等于政出多门，当不止一个人说了算时，这种党争就绝无禁止的可能，自孝宗朝之后，大明的政治都可以归纳为一句话，党争政治。

而党争政治进一步恶化，传导下去，就是朝中遍地都是山头。

每个人都要依附于山头，才能在官场生存下来，座师制度出现到快速泛化，只用了十年，就已经遍地都是，政治环境快速恶化。

最终导致地方各衙司之间，利益、权力固化，朝廷的财权被侵蚀。

而吏治败坏让本就入不敷出的大明朝廷，雪上加霜。

座师制度的泛化，还导致了一个现象，张学颜称之为一人千面。

在孝宗放权之前，大明上下官僚，都要对皇帝本人负责，就象现在这样，范远山敢直接对势豪进行钓鱼，徐成楚可以带着反腐司重手反贪抓腐，因为他们只需要对皇帝负责。

御史？内阁？他们做事儿，都可以百无禁忌。

但是放权之后的大明百官，一个人长了一千张脸，面对百姓、座师、上司、巡按、御史、内阁、司礼监、皇帝等等，他们有着不同的面孔……

当所有人都善于表演，则忠奸难辨，你皇帝想用人都不知道可以用谁。

一人千面的恶劣后果，最终会导致道德上的饰伪。

一个不证自明的例子，跟严党这个浊流斗的你死我活的清流们，是真的清流吗？完全不是，只是表演清流而已，贪得比严嵩还多，办的事儿还不如严嵩，这是清流？

世风日下，共识不断瓦解，天下不宁，吏治彻底败坏，朝廷、地方的财用大亏，皆因为吏治上的败坏。系统性的崩坏，自孝宗朝就埋下了伏笔，在万历朝开始爆发出来。

其实张学颜的意思也简单的很，维新之前，陛下不信任朝廷是应该的，就这种状况，哪个皇帝信任臣子才是愚蠢，因为朝臣们在政出多门、党争、座师、一人千面、道德饰伪之下，根本无暇忠诚于皇帝。杨博不知道自己不忠吗？他做的那些事儿，连自己都说服不了，但世势如此，他只能那么做，甚至都不能忠于自己的灵性和自己的认知。

这样活得非常痛苦，即使是贵为吏部天官，也是如此。

而万历维新之后，大明恢复了一元专政，只需要对皇帝负责的时候，那只需要对皇帝忠诚就可以了。整体环境变了，陛下也不必过分的冷酷无情，甚至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。

保持对百官该有的警剔，杜绝结党营私的现象出现，就可以继续推动万历维新了。

太祖高皇帝面临的局面，可比当下要危险的多，一直到洪武二十一年，蓝玉打穿漠北王廷之前，谁是正统，还是要靠实力说话，后元反贼遍地都是，高皇帝活着，都有人敢搞出南北榜大案来。

简而言之，眼下之大明，陛下的圣旨，远到金山国的朱翊缪、缅甸六府的土司，近到内阁大臣，莫敢不从。

第二件事，则是张学颜的本职工作了，关于黄金宝钞的思考。

黄金宝钞经过了十年时间，已经迈入了信誉货币的时间段，这是黄金宝钞最危险的时间段，一旦这段时间超发过重，等于过桥的途中，桥断了。

而张学颜认为，能够打断黄金宝钞的极端事件，就是大明陷入一场战略误判的战争，这是唯一能够打断黄金宝钞的隐患。

他十分明确地指出，进入倭国进行决战，就是这种极端事件。

那边遍地都是山，山意味着敌人可以隐藏，山意味着山城众多，而且是倭国乱战，经营了几百年的山城一旦战争陷入了泥潭，变成了烂仗，巨大的国防支出，逼迫着皇帝发行更多的宝钞，最终驴打滚一样，债务越来越多，很有可能带着大明一起复灭。

张学颜在奏疏里还指出，不希望大明皇帝发动远洋战争，即便是有迫切的需要，也可以采用更加廉价的代理人战争去尝试，而不是亲自下场，这样只会让国防开支陡然增加，发行更多的宝钞。

远洋战争，亲自下场，就是打赢了又如何呢？蝇头小利，根本填不满大明内政败坏的窟窿。而现在这种让倭人打倭人、熊廷弼率领的半代理人战争，最符合大明的利益。

后勤上只需要补充火药，兵力、粮草都是就地取材，让战争变得廉价，如同一道始终放血的伤口，慢慢放死倭国，或者其他什么敌人，是明智、精算的选择。

跟小国赌国运，土木堡之变就是教训。

他认为，这种方法除了慢点，其他都很好。

朱翊钧对张学颜的说法部分认同，唯一不认同的是，其实一点都不慢。

张学颜致仕之后，主要精力放在了骂人之上，一个后元反贼，到现在都让贱儒们抬不起头来，张学颜并不了解，其实自从德川家康对关东平原发动总攻之后，长崎总督府的倭奴数量激增，屡破新高。一直到六月份，半年时间，倭奴的数量就超了三万人，不包括妇孺，倭女和孩童也有一万馀人，半年超过四万的倭奴，朝鲜的制匠都不够用了，一千制匠日夜忙碌。

前线战事不利，会加倍传导到劣势的一方。

德川家康为了补足粮草，不得不对极乐教和地方大名们进一步的让利，粮食被征收，走投无路的倭人，不把自己卖了，如何活下去呢？

前线杀了一万，倭奴翻了三倍，多了足足三万，大明军正面进入决战，杀的不见得有德川家康快。“张司徒还是高看了蛮夷的道德，倭人吃草都活不下去了，大饥荒还在持续。”朱翊钧找到了熊廷弼的战报，吃草如果能活的话，倭人是不介意吃草的，但现在是连草都没得吃。

张学颜觉得，打不下去了德川家康自然会停手，可是德川家康没有停手，倭人确实更擅长对付倭人。万历二十四年的倭国大旱灾，没有持续，但田土已经没有壮劳力可以耕种了，饥荒已经持续了三年之久，兵祸进一步加剧了大饥荒的危害。

倭国的情况正在变得更加糟糕，甚至变得不宜生存，但是大明的士大夫对此并不关心，即便是就在家门口，这是皇帝认为的理由。

事实上的原因，是皇帝陛下曾经手刃过一个为倭寇美言的贱儒陈友仁，十多岁的孩子，当着首辅、次辅、大臣的面，亲手行刑，自那件事之后，再没有笔杆子敢为倭国说哪怕一句了。

但李佑恭也好，申时行也罢，都不敢提这茬。

其实陛下一直是这么一个人，从来没有变过，只是过去张居正在，能够拦得住皇帝，仅此而已。“下旨，辍朝三日吧。”朱翊钧朱批张学颜的奏疏。

已经没有承旨之人了，但皇帝还是尽心批阅了奏疏，写上了自己的评价，交给了李佑恭归档。“臣领旨。”李佑恭叹了口气，先生讲的没错，陛下从来不是一个无情的人，陛下至情至性，只是眼下大明需要一个冷漠无情的皇帝而已。

三日转瞬即逝，皇帝又下旨辍朝了四日，这样刚好在张学颜出殡下葬后，恢复了朝政。

“陛下，周良寅再传捷报！”李佑恭知道陛下心情不是很好，所以挑了点让陛下高兴的事儿说，陛下这是辍朝后第一次批阅奏疏，不让陛下太闹心的好。

朱翊钧拿过了周良寅的奏疏，看了许久，眉头紧皱：“朕让他推行一条鞭法，他这是在作甚？这不是把手伸向了吏部吗？申时行能乐意？”

周良寅推行一条鞭法的主要手段是清理冗员，就是把当初在山西干的那些事儿，又重复了一遍。不过这次更加狠厉，甚至专门制定了一个《兴革条例》，在江左、江右、浙江、湖北、广州等多地系统性地裁撤冗员。

以杭州府为例，超过七成的吏员被裁撤，甚至有半成被坐罪下狱，轻则杖刑，重则流放。

他一个户部尚书，干起了吏部的活儿，当真申时行是好惹的吗？

“不是首辅支持，他办不成，正因为首辅支持他，他才能推行一条鞭法，不治吏想推行政令，难如登天，首辅不仅给他撑腰，还给他出谋划策。”李佑恭解释了下缘由，《兴革条例》是申时行捣鼓出来的，不是周良寅越权。

越权是官场大忌，谁越权就会被群起而攻之。

考成法结束的是座师制和阁部之间的权力之争，申时行虽然一直在对考成法修修补补，但具体到了地方的吏治，考成法就不是灵丹妙药百试百灵了。

他根据自己在地方的经验，以海瑞的《兴革疏》为蓝本，制定了对吏员的兴革条例，推动大明吏治的进一步改革。

南衙好用，那这条例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，为一条鞭法的全面推行创造条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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